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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超大班额现象的调查》无疑成为刚刚出版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中最具影响力的调查篇章。调查的完成者,扬州中学历史教师王雄也由此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两会前夕,21世纪教育研究院正式发布2011年教育蓝皮书内容,在发布会现场,当王雄老师用PPT演示中西部地区有些县城中小学大班额现象时,其他参会者不断用“恐怖、难以想象、可怕”等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

  随即,就有报告中提及的超大班额中小学校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联系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王雄的调查表示疑义。对此,王雄态度很明确:对数据负责,有照片为证。其中一张照片已印在了教育蓝皮书中:河南上蔡二中2009年九九班毕业合影留念。111名学生分成六七排站立。王雄老师在文章中补充,“访谈对象指出,还有一些学生是借读生,所以并没有拍摄照片,但这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也有令王雄感到欣慰的,目前已经有河南、陕西的县市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表示,要派工作组到学校进行检查。

  大班额县城最明显 小学到高中,大班额逐步增多

  在王雄老师的报告中,不仅有来自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库的宏观数据,还有在2009年至2010年7月之间,通过实地调查、网上问卷、教师访谈等方式收集到的具体个案,涉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四川、吉林等地。

  早在2002年6月,教育部就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人。在进行全国调查时,教育部将班额的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25人及以下”为小班额,“26~35人”为偏小班额,“36~45人”为正常班额,“46~55人”为偏大班额,“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

  教育部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中小学校278万多个班级中,大班额有24.5万个,占总数的8.8%;超大班额有15.3万个,占总数的5.5%。从数据来看,县镇与农村的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比城市严重。

  在这些相关统计中,王雄发现,全国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班额情况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小学阶段,县镇依然是大班额和超大班额的主要区域,农村的班额总体偏小,这与当前农村学生大量流失的现实基本吻合;初中阶段,大班额与超大班额的数量比小学阶段多得多,都超过了30%,县镇最多,达到50.2%;高中阶段,小班额更少,大班额和超大班额更多。特别是县镇,大班额达到34%,超过初中的7.6%;超大班额达到29%,超过初中5.2%。农村高中的大班额占28.9%,超过初中6.3%,超大班额则超过初中8.4%。

  综合这些数据,王雄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小学农村的小班额较多,农村学校学生数在明显下降;第二,大班额、超大班额主要集中在县镇与城市,以县镇最多,且超过50%;第三,从小学到高中,大班额、超大班额逐步增多。

  极大班额不是个别 中学最大班达160人

  2010年10月27日,一篇《高中“虚胖”之忧》的文章,披露了山东省临淄、寿光、菏泽、新泰、潍坊等地“超大规模”中学不断出现,多所拥有上万人,被称为“高中航母”。那么,超级学校的班级是否也是超大?我国东中西部的超大班额又是如何分布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王雄设计了问卷,调查了西部六个省份(四川、贵州、青海、西藏、甘肃和重庆)450名高中教师。结果显示,西部高中大班额所占比重达到32%,超大班额达到35.8%,远远超过全国比例。 

  值得提及的是,在调查中,王雄发现许多地方66人以上的班级很多,只用超大班额不足以概况整体情况,因此,他作了进一步“升级”命名:“66~75人”为超大班额,“76~100人”为特大班额,“101人及以上”为极大班额。

  通过网络调查发现:陕西省6城市(西安、咸阳、榆林、商洛、安康和延安)的40所小学中,各校平均班额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大班额以上达到52.5%,超大班额为25%,特大班额为5%。值得关注的是,知名学校与弱势学校之间的班额差距很大。咸阳市8所小学中,知名学校人数比薄弱学校的人数多10倍以上,如渭城区的风轮小学有2096人,而同属这一区的西毛小学只有137人,前者是后者的15.3倍。前者的班额是54人,后者的班额只有23人。

  安康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安康市第一小学是该市知名小学,人数达到3149人,平均班额达到90人,这是调查中王雄发现的全国最大的小学班额。而该市汉滨区的红旗小学班额为49人,同一市的平利县柳林小学每个班平均只有20人。

  调查中,极大班额出现在河南省。报告提及“国内初中最大班额为驻马店上蔡县第二中学,平均120人,最大班额竟然高达160人!排名第二的是驻马店市平舆县第五中学,平均班额105人,最大班额135人;排名第三的是南阳邓州市城区一中,平均班额112人,最大班额132人;此外,上蔡县东岸乡第一初级中学平均班额123人,最大班额不清楚”。

  大班额损害学生健康侵害教师利益

  调查结果让王雄老师感觉吃惊的同时也感到痛心。在我国学龄儿童明显减少的同时,班额却还在增长,这是为什么?

  作为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教学的同时,也在持续关注教育公平、高考改革等问题,并进行过大量相关研究。经过分析,他认为,超大班额产生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和县城,许多地方学校布局调整,演变为“学校进城”的“运动”,从而出现农村学校的“空洞化”和县城学校的人满为患。

  不过,在同一个省市,甚至同一个县城的学校,班额依然有很大差距,这就涉及城市化以外的诸多因素。其中包括,教育投入的不足和学校发展不均衡。在我国教育投入不足背景下,教育经费更多集中在城市的重点学校,从而导致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口号下,仍然热衷于打造“名校”,动辄投入上亿元资金建立超大学校,这种“锦上添花”的投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学校间的不平衡。

  虽然东部省份的学校大班额现象不算严重,超大班额情况比较少见,但是“超级学校”却是普遍现象。在江苏省,不乏上万人的大学校,其中一个年级最多的达到35个班。

  王雄老师曾参观过西部一所学校,进到一个百人以上的极大班级。100多个学生的桌椅挤在一起,排与排之间没有通道,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是在漠视学生的学习权和健康权,人与人之间应该留有空间,这样密集会使学生感到压抑。教师面对100多人的课堂也只能实行控制、压制的‘军事化’管理,不许说话、不许走动,学生也无法及时向老师请教问题。”作为一名教师,王雄也为同行感到悲衰:“中小学教师除了授课,还有大量为学生指导和服务的工作,如批阅作业,指导学习,解决心理问题等等。超大班额只顾着节省教育成本,却造成对教师的工作权和健康权的侵害。”

  王雄在调查中发现,95.3%的教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还当教师,优秀学生大多也不会选择做教师,其中,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家之言

  依法治教解决大班额问题

  想想吧,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同时挤坐着100多名学生,该是怎样一个“恐怖”的场景:像挤压在罐头中的沙丁鱼;像高峰时城市地铁里的人贴人,哪里会有什么个人的尊严、快乐和幸福可言?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中小学校,大班额的现象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山西运城地区的康杰中学,笔者亲眼看见一个高中教室里,密密的课桌已经包围了讲台,直逼老师的下巴颏儿,每张课桌的左右两侧都堆着一尺多高的课本和教辅资料,中间夹着那些戴着眼镜的男女学生。

  以教育公平为基石,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

  班额的大小与教育质量高低直接相关。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近年所做的一项专项监测结果发现,大班额或由代课老师执教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较差。中小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数,是经过科学测量确定的学生接受教师指导和教师工作量的基本指数。超过国家规定的大班额自然会直接损害学生的基本受教育权和教育品质,也让一线老师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多重压力之中。

  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过一股探讨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的热潮,“小的是美好的”就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点。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和辅导的小班化教学,更是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2007年盖洛普实施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小学平均班额只有23人的美国,95%的公众认为需要继续缩小班级规模,以提升教育质量。基础教育是如此,具体到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也是同样,人们发现:大拨轰放羊式的教育是根本没有质量保证的。

  有人戏称,中国中小学的规划建设,还不如肯德基、麦当劳做得有章法,洋快餐的老板们都会严格按照区域人口的多少来布局设点,而我们政府的眼睛永远只是盯在少数几所重点学校身上。

  不是中国政府手里没有掌握人口变化的基本数据,而在于政府的教育理念一度出现了偏差。因政策、管理等种种原因导致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引发了大范围、大面积的择校热、大班额。有报道说,如今中国最苦最累是孩子。环顾中国大地,无论城乡,每天有多少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起早贪黑艰辛地奔波在远距离的上学路上。

  大班额呈现的不过是表面现象,但根子还是一些政府部门没有认真履行依法执政的职责。从1986年正式公布的《义务教育法》到2006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但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到依法行事呢?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仍在起作用。不管做什么事情,政府都习惯以大为荣,习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教育领域在行政命令的手段下,捆绑出一个又一个的航空母舰。

  其次是把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简单照搬到教育领域,重规模,讲效益,只算投入产出比,而忽略了教育面对的不是产品而是人,必须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

  第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以乡镇为主提升到县级统筹以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选择的最简便的管理办法便是集中。于是,拆除村小,小学集中到乡镇,中学集中到县城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在教育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大班额现象自然不可避免地更加突出。

  现在中国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老百姓从要求“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强烈愿望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最强大的改革动力。同时,已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对教育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和保证,尤其是近年来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为中国教育的转型和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他同时还呼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一个标志性行动。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知晓国家法律赋予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具体到教育,我们最需要的行动是从依法治教的高度要求并督促政府切实解决大班额的问题,以确保教育公平和提高质量两个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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